“律师被打”争议不止滥用强制手段问题

一次立案争议引来举国关注。昨日傍晚，广西南宁官方公布“律师在法院信访室被打”事件初步调查结果，认定法警“用强制手段检查其手机，超出了可以使用强制手段的法定授权范围，是滥用强制手段的行为”。

 

6月3日，媒体报道广西律师吴良述前往南宁青秀区法院立案期间，因法院“不予立案，也不出具收件回执”，立案争议被引申为信访事件，律师被转引至信访部门，而随后又因信访部门工作人员怀疑律师用手机录音引发法警“超出法定授权范围”、“滥用强制手段”。个案争议呈现于公共舆论层面，最具视觉冲击力的是一张涉事律师衣衫不整站在法院门口的照片，一时间转发者众，全国律协向广西律协发出调查函。

 

官方调查组给出的初步结论，认为法警对吴良述所实施的“抢夺手机(导致其裤子被扯烂)、背后控制、关门、放倒在地、脚踏胸口等动作”，发生在一分钟之内，目的是强制检查其手机内有无未经准许的录音录像，“并没有伤害的故意，不属于殴打”，但同时认定法警在没有证据证明吴良述录音录像的情况下，用强制手段检查其手机，“超出了可以使用强制手段的法定授权范围，是滥用强制手段的行为”。

 

具体到争议本身，律师有没有拿手机录音，是否可以在法院信访接待场所录音，以及法警采取强制措施的必要性和程度，都可以有充足的空间展开讨论。目前官方初步调查结论否认殴打，但承认“滥用强制手段”，起码于个案而言有了一个最基本的认定。进而又引出另一个程序议题：即便相关场所录音录像不被允许，须要怎样的证据和怀疑，才可以对相关人员施以何种程度的人身强制？信访工作人员个人怀疑，就可以成为“裤子扯烂、放倒在地、脚踏胸口”的充分理由，显然并不具有说服力。到目前为止可以说，不是“律师的裤子不行”，而是包括信访接待、法警执法在内的公务行为没有严苛的程序约束，随意性、主观性太强，对他人的人身羁束与侵害虽有法律明文限制，却在执行中因罚则模糊而得不到有效约束。

 

具体强制措施如何定性还可以再讨论。而回到争议源头去看这场风波的来龙去脉，立案登记制改革并未落到实处，不啻为所有问题的导火索。立案登记制改革施行一年多，宏观数据中的改革成绩喜人，但具体到个案却很可能依然艰难。按照最高法司法解释的规定，法院接到当事人提交的民事起诉状时，对符合条件的应当登记立案，对当场不能判断是否符合条件的，应当接收材料并出具凭证，告知补齐材料并在7日内决定是否立案。这也是立案登记制改革在几大诉讼体系中的最基本程序要求，涉事法院“不立案，也不出具收件回执”的做法并非个别现象，对立案诉求不置可否、不愿意在正式的司法文书层面留下记录，其背后的顾虑究竟是什么？调查组给出的五点意见中也要求涉事法院“严格落实立案登记制度”，新一轮司法改革在现实司法操作中所遭遇的此类困境，须要全局性的直面、研判和解决。

 

律师在法院正常立案，遭遇法警“滥用强制手段”，还有一层讨论则是关于法院、法官与律师的关系。最高法多次重申保障律师执业，对律师权益的尊重和保障，需要法官回到居中裁量的法定角色。律师不是捣乱者，律师是帮助法官探查个案真相最有力的同盟者，最高法副院长沈德咏此前撰文反思，“法官是否存在小题大做、反应过度的问题？思想深处有无轻视刑事辩护、不尊重律师依法履职的问题？工作关系上有无存在重视法检配合而忽视发挥律师作用的问题？法官是否恪守了司法中立的原则和公正的立场？”这四个追问道出了当下法院与律师关系的症结。没有证据，为什么怀疑律师录音，而甚少把怀疑的目光投诸其他“兄弟单位”，潜藏其中的司法者心理值得认真思考。